我今年97岁，已有74年党龄。回顾过往，我19岁时心中便已种下信念，并伴随我一生：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。

成长过程中，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影响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根植心底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意愿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学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感召下，我克服重重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歌曲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段全新的经历，自由的空气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。由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帮助他们纠正。大家见我如此得心应手，便让我来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便是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知不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听到老乡们随口哼唱的质朴歌声，那般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走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汲取了大量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演出，成为首位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指挥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都归功于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自己的专业才能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在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费尽心思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至关重要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多一位，我也感到高兴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该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来，很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说我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其实，这不过是我认为该做的事，就尽全力去做了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是命中注定无法躲避的，就赶紧把要做的事情做完，让自己少留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程。周围的人总问我累不累。一天的课程长达7个小时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出色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分内之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求，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本文作者为指挥家，由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